中新社北京8月26日电 题：熊式一：“中国莎士比亚”的传奇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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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仇广宇
1991年9月15日傍晚，北医三院内，一位个头不高、身材瘦小的老人去世。他本是回到北京探亲，没想到在这里离世。
他是20世纪30年代海外最知名的中国作家熊式一，一度与著名作家林语堂并称“林熊”。1934年，他创作的英文话剧《王宝川》火爆全球，《纽约时报》因此将他誉为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。他的小说《天桥》也被翻译成多个语种，畅销欧美各国。
种种原因，这位“中国莎士比亚”在中国内地没有太大名气。直到2023年，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荣誉教授郑达为其所作传记《熊式一：消失的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》在内地出版，才让他的故事重新呈现在更多中国读者眼前。他是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重要作家，也是现代中华文化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名字。
熊式一
《王宝川》：让西方人大开眼界
1935年10月30日，贝伦加丽亚号游轮从英国伦敦前往美国纽约，船上有很多知名电影明星、舞蹈家、导演，其中一对华人夫妻，打扮颇具古典气质，又不乏时髦，而他们流利的英文和开朗的个性，更给同船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这是熊式一人生中的高光时刻。他即将带着自己编剧、导演的话剧《王宝川》到美国百老汇演出，成为首位进军百老汇的中国导演。
在美国，熊式一一行下榻当地最有名的爱迪生酒店，报纸上每天都有介绍他们的新闻报道。美国版话剧《王宝川》配置精良，由美国知名制作人莫里斯·盖斯特担纲，演员都是美国本土演员；戏服则是熊式一邀请梅兰芳在苏州请裁缝手工缝制的，极尽华美。
1934年11月28日，伦敦小剧院首演熊式一改编的戏剧《王宝川》。图为《王宝川》抛绣球招亲一幕。
在这个时刻，熊式一或许会回忆起这一路的经历。
三年前的1932年，30岁的熊式一到英国东伦敦大学攻读博士。他很快与他心仪的英国作家萧伯纳、巴里等人结交。彼时欧洲文化圈短暂掀起一阵“中国风”，人们对带有中国元素的作品颇感好奇。萧伯纳和熊式一的导师尼科尔都建议，熊式一应该用英语创作传统的中国戏剧。尼科尔甚至说，英国舞台几乎没上演过地道的中国戏，如果能做好，说不定可以名利双收。
在师长的鼓励下，熊式一写出了根据传统戏曲《红鬃烈马》改编的话剧剧本《王宝川》。他明白，话剧《王宝川》绝不能照搬传统戏曲，而是要在情节、形式等方面大刀阔斧地改革，让西方观众更容易接受。他把故事主角的原本名字“王宝钏”改为更加上口的“王宝川”，还把原本性格柔顺、唯唯诺诺的女主角变成了美丽、机智的女性形象。为了让英国观众理解剧情，他还加上很多解释性文字。
《王宝川》最初并不顺利，没有哪个英国剧场愿意将它搬上舞台。因为当时外国观众心目中的“中国风”，只是他们向往的异国风情，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。但熊式一依旧向剧团和出版社热情介绍自己的作品。
1934年，《王宝川》的话剧还没有眉目，剧本抢先一步顺利出版，广受好评。同年，英国话剧导演普锐斯被《王宝川》吸引，排演这部话剧，迅速演满百场。英国王室成员几乎都看过这部剧，玛丽王后观看《王宝川》多达八次。此后，这部剧由伦敦红到百老汇，1936年1月27日起，《王宝川》在美国连续上演三个多月，场次多达105场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也观看了这部戏，称其“迷人、有趣、含蓄，令西方人大开眼界”。
很难想象，熊式一彼时就以如此声量走入了西方视野。“有人说他的成功是偶然，只是把中国戏剧改一改，就这样成了，根本不是这样，蒋彝曾经说过，熊式一这个人非常努力，会一直努力到成功。”《熊式一：消失的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》作者郑达这样评价道。
墙外开花墙外香
“我们忽视熊式一太久，我们也亏欠熊式一太多了。”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在《熊式一：消失的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》的序言这样写道。1991年熊式一去世，无人知晓，当年的《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》中没有他的姓名；提起在海外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，人们只知林语堂，不知熊式一。又过了15年左右，熊式一的主要作品才陆续在内地问世，而对其作品的研究，仍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。
熊式一有六个孩子和多个孙辈，连这些孙辈都很长时间对爷爷的作品一无所知：其孙熊伟，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不对外开架的图书馆里，读到了熊式一的《王宝川》和《天桥》，才了解到爷爷的作品；他的另外两个孙辈，是从埃德加·斯诺《西行漫记》才得知爷爷曾经的辉煌。
郑达著《熊式一：消失的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》
熊式一的作品在中国内地没能得到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他前半生大部分时间用英文写作，语言隔阂造成了传播不畅。郑达分析，从熊式一20世纪30年代到英国留学，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中国香港期间，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中文作品。
实际上，熊式一在中国文坛的“消失”，也非刻意为之。他未必不想在中文写作圈子发展。20世纪30年代，中国本土的白话文运动已日趋成熟，“左翼”“京派”“海派”等文坛流派众多，与世界文坛也有不少交往。那时，熊式一已开始翻译和写作。出国前，他已进入京沪的文学圈子，曾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欧美名家小说，还在《小说月报》等杂志发表过译文。他一直和学人前辈保持交往，与胡适、梁实秋、林纾、陈寅恪等人都有往来。他对前途一直充满自信。
1930年前后，熊式一在北京教书时，听说胡适有机会出版英国剧作家巴里的作品，就将手中的十几部巴里剧作的译稿，连同自己创作的剧本《财神》交给胡适。但胡适不重视也不欣赏，一直放在家中。
直到徐志摩在胡适家中读到这些手稿，事情才有了转机。徐志摩对熊式一大加赞赏，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源也邀请熊式一去武大教西方戏剧。但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规定，熊式一没有海外求学经历，不能教相关学科，他最终没能到武大担任教授。这个偶然的遭遇，给了他极大刺激。他决定放下国内的一切，去英国读博。虽然此时他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，妻子蔡岱梅还在北京读大学。
熊式一的发展开始向海外倾斜。《王宝川》大火之后，他暂停对博士学位的追求，专心于这部剧在全世界的演出。外部环境也进一步推动了他的选择。1935年，《王宝川》在上海演出，有些人批评这样的剧本只是讨好外国人的手段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战火中，回南昌探亲的熊式一被困，最终，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回英国定居。从此，他曾经向往过的中国文坛，成为平行宇宙中的一种可能，与他擦身而过。
起伏与落寞
《王宝川》在美国走红不久，二战全面爆发。战争期间，戏院一度关闭，出版业受限。此外，电视、电影等文娱形式的出现，也冲击了戏剧舞台。这为熊式一后来的变故埋下伏笔。
1944年的熊式一还没想到这些。那时，凭借《王宝川》走红的他，又出版畅销小说《天桥》，依靠版税过上了不错的日子。为了孩子的教育，他举家迁往牛津市，租下一套房。很快，他家中就聚集了华人圈的文化名人，胡适、卞之琳、华罗庚等都是他的座上宾。他没想到，此时是社交红人的他，会从此开启人生艰难的下半场。
《天桥》
在英国，因花钱缺乏计划，熊式一的生活隐藏了不少麻烦。后续的出版合约并未按时完成，收入并不稳定，熊家逐渐入不敷出。
熊式一不会放弃努力，但过去的好运似乎在不断耗尽。1954年，新加坡即将成立南洋大学(今南洋理工大学)，林语堂任校长，邀请熊式一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。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能解决生计问题，于是熊式一前往新加坡。但因复杂的办学情况、人事问题等，林语堂和熊式一后来陆续辞职。
当时，世界各地的文化人才齐聚香港。熊式一也看好香港的发展，选择去那里谋生，筹备《王宝川》的中文电影版。但属于他的时代已过，《王宝川》电影版没有复制当年的成功。
他留在了香港。后来的三十多年，熊式一开始用中文写作。他热心中国文化的传播，在香港、台湾创建了清华书院。
晚年的熊式一将生活、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但他的人生舞台，早已从华美的大剧场，转到了安静的小剧场。从去新加坡开始，他就和妻子儿女分隔各地，妻子蔡岱梅在英国，子女有的回中国大陆，有的在海外。旧友逐渐衰老、离世，他的寂寞与日俱增。
但熊式一性格一如从前。传记作者郑达讲了两个故事：1945年，胡适到牛津大学接受博士学位，因战后物资紧张，没找到博士服，便向熊式一求助，熊式一没有计较胡适曾忽略他的作品，很快帮他找到；在熊式一晚年，剧作家杨世彭和他成为好友，第一次见面时，熊式一手上戴了两块名贵的手表，显示两个时区的时间，他马上把其中的一块摘下来送给杨世彭。
这种性格，在顺风顺水时造就了熊式一的辉煌，在不顺时也加剧了他的落寞。要强的他把落寞藏起来，依旧以过去那种轻快活泼的形象示人。
他试图寻找一个能更好安度晚年的落脚地，还计划着要写作、教书为生，继续讲中国人的故事。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、中国大陆、美国等地都留下他的身影。
晚年的漂流，并未随生命的结束而结束。去世后，熊式一的骨灰又在海外辗转，直到2011年，后人们将他的骨灰和长女熊德兰、长子熊德威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北京。
北京曾是他求学的地方，是他文学梦的起点，也是他多位亲人的安家之处。最终，一生辗转各地的熊式一，或许也体验到一丝回家的温暖。(完)
(资料来源：《熊式一：消失的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》，郑达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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